周星驰：尽皆过火，尽是颠狂
几十年前，《纽约时报》影评人曾对一部进口香港功夫片抱怨道：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也将这句“不屑之辞”作为其书《香港电影的秘密》的开篇引言。作为香港电影的一大招牌，“过火”、“癫狂”早已不是周星驰电影的秘密，当“我KAO”、“走先”犹如“滔滔江水”在新新人类的读本里“泛滥到一发不可收拾”时，说它们是我们时代最典型、最另类的文化标签似乎也不为过。因此，有人尊称他为“星爷”。要知道刘德华即使熬到了影帝，人们还是管他叫“华仔”；成龙玩命到今天，也不过就是个“大哥”。但他却嘟囔着说：“我有那么老吗？我还是希望大家叫我一声——靓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周星驰的电影票房已经累计到近12亿港币，说他是我们时代的神话并不过份，这个依靠极尽无厘头之能事的小人物，已把“无厘头市场”挖掘到最大化，顺手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标志。
无厘头，很有搞头
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有一部电影《无厘头岛》，虽然影片并不叫座，却使“无厘头”一词开始被大众认知。当然，将香港真正变成“无厘头岛”的并不是这部电影，而是10年之后的周星驰。
1990年，升任主角的周星驰一口气拍了11部电影，从默默无闻的龙套变成片酬千万的当红明星。而一举奠定周星驰“无厘头”喜剧风格的，当属王晶执导的《赌圣》。在这部电影里，周星驰极尽戏仿当年卖座影片《赌侠》之能事，用荒谬无稽插科打诨的non-sense彻底颠覆了周润发塑造的“大英雄”。而“反英雄”，也成为周星驰以后非常偏爱的手法。
周星驰成名之时，正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末期。传统的武侠片、黑帮片行将末路，因此“无厘头”在那时才会突然这么有搞头——接连几年登上香港票房冠军的宝座。随后，“无厘头”电影在香港大行其道，独领风骚，而伴随“江湖大一统”的，却是低级庸俗的泛滥。此时还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周星驰自然也不能免“俗”：《逃学威龙》、《整蛊专家》等影片除了用低级趣味博得大家开怀一笑之外，其它乏善可陈。这时的周星驰除了应该感谢自己的演技之外，还应该感谢那个时代，而今天再回头看那一时期“无厘头”电影所创造的票房神话，只不过是香港电影垂死之前的回光反照罢了：一个事实是，此后香港电影果然开始日渐惨淡；另一个事实是，所有在文化领域里围绕周星驰作品展开的讨论，都在《大话西游》之后。
即使这样，周星驰很多作品与其它跟拍片相比，水准明显更胜一筹。从《鹿鼎记》、《国产零零漆》等影片里就可以看出，周星驰所确立的无厘头风格——隐含逆向思维，对传统思维反讽及嘲弄，挑战卫道士的传统价值，典型具有后现代文化解构的特征。事实上，在周星驰电影红极一时时，绝少有人追究其电影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大众心理、甚至香港社会层面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几年之后，学者李欧梵在与周星驰的对话中这样说：“（周的电影）也是香港人对感情表达的方式，相信我在香港住得愈久，就会愈了解他的电影。”如果问周星驰电影是如何与香港人的感情表达方式相契合的，前台北文化局长龙应台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在香港住了14个月后，终于发现香港人的真性情。惟利是图的印象是错误的，原来港人很单纯、开朗及豁达。”而反观周星驰的电影，反映的大多都是草根市井、卑鄙猥琐、贪财好色、自卑却自以为是，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清晰，完成取西经、正义律师、忠心报国的小人物。正因为这样，周星驰早期的作品虽然低级庸俗却仍能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同。此外，因为政治原因，那时的港人还普遍活在无法言状的恐怖之中，确实需要周星驰这样的人物来适时拨弄一下快乐的神经。
但那时的周星驰，还不是“爷”！
星爷是怎样炼成的
《大话西游》在票房上的惨败曾一度让周星驰心灰意冷，没想到几年后，清华大学的一条BBS让这部险些尘封的电影“死灰复燃”，并在全国各高校呈大火燎原之势。客观说，这部电影依然是过火与癫狂的无厘头，只不过讲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解构了我们民族的神话——《西游记》而已。但显然，把它奉为后现代年轻人文化及精神上的圣经，显然不妥。此前，周星驰的电影和金庸的小说一样，在通俗市场上广受欢迎，却难登大雅之堂。而其后，这一现状彻底改观，大陆知识分子认同、赞许、并予以理论建构，虽然周星驰一遍遍强调，自己根本不懂什么后现代，但在众多拥趸簇拥推崇的强大声势中、专家学者理论分析的煞有介事下，他的声音确实“人不微”而“言太轻”了。
《大话西游》的回潮，还不足以说明周星驰是我们时代的解构大师。这不是这部电影的意义，它的意义应该是，它标志着周星驰电影转型的开始，那就是笑中有泪，喜中有悲的感觉。在许多人眼里看来，周星驰在其后执导的《喜剧之王》已经完全具备了喜剧的厚度，与悲剧融合贯通的手法也日臻成熟。但这部给他带来最大赞誉的电影在票房上却一败涂地，周星驰开始明白纯粹张扬个人色彩的喜剧在香港终究没有市场，但他又不愿回归以往恶搞式的无厘头风格，“那时的我确实遇到了创作上的困境，我始终在想自己的喜剧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而且考虑到当时香港电影整体的滑坡和不景气，因此我想到了用足球和电脑特技包装的功夫，我觉得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而且观众也容易接受。”
2001年，周星驰的《少林足球》成为当年香港最卖座的影片，这与其说是电影的成功，不如说是创意的成功。令人惊讶的特技、离奇紧凑的剧情、夸张搞笑的表演，将过火与癫狂呈现得淋漓尽致。这时的周星驰开始受到美国电影人的关注，虽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在当地二流院线上映的英文字幕粤语片。
转型期的周星驰，更加注重刻画小人物的成长史和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图景。事实上几乎所有被打上“周星驰作品”标签的电影，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观众从他的电影里体会的不仅是类似于“I服了YOU”似的语言暴力和解构颠覆破坏的快感，还能感受到在无厘头背后隐喻的精神之核，用李欧梵的话说就是：他的无厘头越来越少，而道理越来越多。看起来更像是成长教育片，更像是励志片，你们以为你们喜欢的是无厘头，其实你们需要的是“励志”！
周星弛正是靠着这种形式上的无厘头和励志的精神依归，打通了他和新新人类之间的任督二脉，从一个小人物变成今天的“星爷”。
中国的《功夫》，世界的娱乐
如果说《少林足球》时的周星驰还在摸索自己电影的方向，那么《功夫》对他来说则是一座指名方向的坐标——国际化。作为导演的周星驰在《功夫》里，处处彰显着自己的野心。其拥趸昆汀·塔伦蒂诺曾这样评价他的《少林足球》：“这是一部典型的周星驰电影，它很优秀，但太本土化了。”本土化意味着他的电影只能在亚洲谋得一席之地，想让西方接受，他的电影只能淡化本土色彩。因此《功夫》为了实现周星驰的野心，里面没有了周星驰抑扬顿挫的“哈哈哈”的招牌笑声，也罕有足以收进“周星驰语录”的经典台词，更不见那充满颠覆、解构的精神，一切喜剧要素都视觉化了，华丽的形式已彻底压倒了无厘头的表演方式，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商业大片。
事实上，《功夫》更具意义的，是周星驰已经从纯粹的演员，变成了真正的导演——开场那段严肃与搞笑并蓄的长镜头、精致流畅的剪辑、神来之笔的传统配乐、对宏大场面的整体驾驭能力，还有漫画、CG、好莱坞电影的经典桥段也全部糅合进来并通通打上周氏电影的烙印。如果说《少林足球》时的周星驰谈论最多的词是包装，那么这时的周星驰做得最足的就是创新。他的过火与癫狂已不是单纯的无厘头表演，而是一桌超级震撼的视听盛宴了。
作为导演的周星驰确实比他的前辈刘镇伟要聪明的多，后者的《天下无双》明显是在炒《大话西游》的冷饭，票房的惨败和众多恶评让人不能不怀疑无厘头电影已走到了穷途末路。而从《功夫》一片就可以看出，周星驰已完全跳出这类电影的框框，开始摸索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电影语言方式了。
当年《古惑仔》系列影片的导演黄志强被问到什么是典型的香港电影时，他回答说：一部非常卖力地去取悦观众的电影。虽然答案有点泛泛，但稍微做下修改就可以言简意赅地评价周星驰的《功夫》——一部非常卖力地去取悦全球观众的电影。如果说它还保留了周氏电影的一点“传统”精髓的话，那么就是“尽皆过火，尽是癫狂”了。可以说，周星驰使出的是香港许多导演难以修成正果的《功夫》——为香港电影如何走向国际化指明了方向，从这一点来说，周星驰虽然还不是什么大师，但绝对不是一个小人物！
我就是一个小人物 《名士场》：近期，你似乎特别热衷到大学参加演讲之类的活动，大学吸引你的是什么？此外，在这里面学生把你视为文化偶像，而学者把你看作是后现代文化的象征，你对这些怎么看？
喜剧大师，表演大师，甚至后现代解构大师……“大师化周星驰”也许正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无厘头。
周星驰：很多人对我说，你到大学讲课其实是不对的。因此我每次都会强调，我到大学其实是和学生沟通，其实就是聊天，根本不是讲课，我没这个资格，我本身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是什么教授，更不是什么大师。因为学生喜欢我的电影，而且年轻人也是我最重要的观众，所以我就是和他们交谈一下，知道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在学习。我对文化的了解肯定不及大学生和教授多。
《名士场》：为什么你总是偏爱小人物争上游的主题？
周星驰：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从小就生活在小人物的世界里，这是我最熟悉的。也是我拍电影最擅长的。在生活里，我会留意身边的人和事，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记下来，总有一天会用在电影里。比如和朋友一起吃饭，我总是听他们说，自己很少说，因为我在留意他们有没有说出有意思的东西。这些年我一直在拍摄反映小人物奋斗故事的影片，除了表现人的正面东西以外，我还能通过这种方式回忆自己的过去，这样拍好的把握也更大一些。
《名士场》：纯粹恶搞式的无厘头在你电影里越来越少，这是你电影改变的一个方向吗？你对喜剧的理解前后有没有变化？
《名士场》：说到创新的话，你觉得《功夫》如何区别于香港主流功夫电影，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功夫电影的？比如说区别于成龙、李连杰，包括你的偶像李小龙。 《名士场》：以往你拍了许多同类型的电影，客观说有一些制作得很粗糙，你怎么看那段经历和那些电影？
周星驰：我一直在尝试不同的类型。这其中有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我觉得也很正常。其实大部分电影在当时看，也还不错，至于你说的粗糙是那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那时大家对喜剧的理解和现在相比，也有很多不同。
《名士场》：现在真正促使你拍电影的动机是什么？和以前相比，这种动机有什么不同？
周星驰：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喜欢拍电影，把这个看成是个挑战。我不拍电影还能做什么呢？
《名士场》：有人说你是大师，你却说自己是草民，但仍有很多人坚持认为你至少是代表草根精神的大师。你对此怎么理解？如果你认为这是种误读，那么这种误读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电影创作？
周星驰：我说过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师，那些人说的东西我也不明白。我拍电影的目的就是娱乐，我不会去讲什么道理。我觉得如果电影非要告诉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不是很合适。至于别人说我什么，也不会影响我的创作。
周星驰：我的电影其实一直在变。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很正常的，每个阶段我都会有新的想法。我觉得创新对一个电影人很重要，因为观众不喜欢你总是拿旧的东西给他看。我怎么看待喜剧？其实我觉得现在喜剧、正剧、悲剧真的没有什么分别，喜剧与悲剧是一体两面，电影没有绝对的喜或绝对的悲。我看自己的电影时，从不把它当成喜剧或悲剧来看。我对喜剧和悲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周星驰：你说的这些人的电影，我都在看。尤其是李小龙，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还有张彻，除了他们，我甚至连早期的黑白片都看过。他们的电影有许多好的东西，包括好莱坞近来的动作电影，其实《功夫》和它们的区别就是，我把它们好的东西都拿来了，但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东西，更好地用在我的电影里。
